包括粤语在内的现有汉语方言的消失几乎是不可避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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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杜昂不能用汉字写?“蓝瘦蘑菇”真的是南宁口音吗?为什么在北方和南方有许多河流?

这些奇妙的语言现象不时会在我们脑海中闪现或在网上引发一点讨论,但对于汉语研究者来说,它们是一个个审视和回顾汉语语言变迁历史的绝佳切入点。作为一个从中学起就对语言学感兴趣的中国研究的高级爱好者,郑子宁并不满足于将这些话题停留在冷知识或谈论资本的层面上,而是对其背后的原因和后果进行了深入的研究,以一种简单的方式将语言甚至文化现象与语言学的最新研究成果联系起来,并形成了一本名为《谈论东西方》的书。

以“为什么杜昂不能写汉字”这个问题为例。郑子宁指出,汉语中存在严重的同音字,大量音节被白白浪费。duang只是拼写的一个例子,而不是用中文书写。普通话有22个声母、39个韵母和4个声调。有3432个可能的音节,但实际上使用了1300多个。事实上,所有声母都存在,但全音节不存在,这是普通话语系的主流。它之所以不存在,是因为普通话中“D”和“黄”的组合是非法的。

前几天,郑子宁接受了界面文化的专访,就近年来汉语的一些有争议的话题,如拼音的修改、语言的“南北之争”、方言的未来以及人们对“英语霸权”的担忧等,与我们谈了自己的看法。对他来说,学习语言的兴趣在于它是一种不能像生物基因一样伪造的文化媒介,它能使我们对中国社会和文化的变化有更直观的感受,而它自身的变化也是正常的事情。

《说东西方:在语言中重新发现中国》,郑子宁著|敦煌文艺出版社2020年4月

语言就像一个生物基因,是不能伪造的

界面文化:你是如何开始学习语言学的?写“从东到西说英语”的机会是什么?

郑子宁:我从2014年开始在《从东到西说》中写这一系列的文章。我在中学的时候主要对语言学感兴趣,在我的家乡新华书店看到了一本《古音系》,这应该算是兴趣萌发的一个相对清晰的开端。那本书是关于中国古音的。那时候,有很多事情是无法理解的,所以这是“入坑”的开始。

《古音系学》(第二版)张铮·方上,上海教育出版社,2013年12月

界面文化:在这本书里,我们可以看到语言变化和历史变化之间的密切关系。语言学和历史是如何相互促进的?这方面最重要的研究发现是什么?

郑子宁:语言有点像生物基因。在历史研究中,材料经常是伪造的——文件可以是伪造的,考古发掘也可以是伪造的——但是对于语言来说,伪造基本上是不可能的。因此,我认为语言可以被视为一种“不完整的基因”。仅仅通过语言来复兴一种文化肯定是不完美的。它只能恢复一小部分文化,但它所反映的通常是真实的。因为伪造语言要求的能力太高,我认为这是不可能的。

在汉语研究中,“汉藏同源”无疑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发现。大多数没有接触过语言学的人可能会认为日语、韩语或越南语最接近汉语,因为这些语言在历史上深受中原文化的影响,甚至有些汉字在日语中也有使用。但事实上,近百年的研究发现,这些语言中的汉语成分只是借用了一些汉语词汇,与汉语没有对应关系。这是中国人常犯的一个错误,它混淆了语言和文字。

藏语似乎与汉字无关,但事实上,藏语中所有的基本词汇,如从1到10的数字和身体的各个部分,都与汉语同源。除了汉语和藏语之外,所谓的“汉藏语系”还包括历史上哈尼族所说的哈尼语、白族所说的白语、西夏所说的西夏语等。事实上,中国是一个汉藏语使用者占绝大多数的国家。研究还发现,汉藏语的同源关系甚至与海外缅甸语有关,这也证明了南诏时期大理附近的一些人到缅甸定居的事实。

在发现“汉藏同源”的基础上,我们对古代汉语的形态特征有了更好的理解。例如,现代欧洲语言的转换在我们的语言中找不到,这也是汉语的一个重要特点。后来,中国语言学发现越南人大量借用早期汉语词汇,这反映了汉代越南与中国的政治关系。

界面文化:我们知道早期西方语言学与种族主义密切相关。像当时的许多其他人文学科一样,它把展示种族的优点和缺点作为它的重要目的。这一因素在中国语言学中出现过吗?

郑子宁:在20世纪50年代,许多研究试图证明普通话是一种美丽的语言,这是可以考虑的。然而,中国语言学产生得较晚。至少在整个学术研究中,我没有看到如何证明哪种语言先进,哪种种族先进。两个时代之间可能还是有联系的。毕竟,中国的现代语言学学科起步较晚,西方的不健康趋势几乎已经过去。

界面文化:书中讨论的许多问题在我们公司都是很常见的现象,但是仔细研究后会发现很奇怪。你是如何发现这些问题的?

郑子宁:在很大程度上,虽然我们公司空很普遍,但偶尔也会在网上讨论。有时候想起来很有趣。这些事情可能很有趣,但是因为我们经常接触,我们对它们失去了敏感性。

界面文化:请分享一个最有趣的发现。

郑子宁:为什么“段”没有相应的词?“双”是一个最终词,“D”是一个首字母,但是在这个发音中没有相应的单词。

适应和纠正是必要的,现代汉语的发音系统是摇摆不定的

界面文化:去年三月,中国广播主持人网的一篇文章,“请注意,这些单词的拼音已经改变了!”,引发了一轮关于拼音修改的争议。你认为拼音修改怎么样?

郑子宁:我个人认为,本质上,应该问的是为什么会有这样一个不断修改拼音的组织。事实上,改变几个拼音是正常的,这在任何语言中都可以找到,但奇怪的是,为什么会有这样一个组织来为我们执行这样的标准呢?这是一个非常有趣的话题。这个机构的权威在哪里?如果它是权威的,它是否应该遵循相对统一的修订逻辑,而不是零敲碎打的修订?

界面文化:一些网民认为修改拼音是对“缺乏文化”的妥协。你怎么想呢?

郑子宁:当20世纪50年代第一次简化汉字时,中国90%的人是文盲。在那个时候,对简体汉字的实施几乎没有什么阻力。然而,在20世纪80年代进行第二次简化时,由于每个人都有文化,有一种“祖先的法律是不可改变的”的感觉,所以汉字的第二次简化失败了。事实上,在许多语言中都有这样一种现象——当一个人对现有的字符有一定的掌握时,他会非常抗拒改变,以致他会觉得这些旧系统中的一些复杂和不合理的方面是这种语言的魅力所在,例如英语中一些不规则的拼写规则,“ough”的组合有11个发音,但它们并没有成功地简化它。

因为现在没有人是文盲,有时候人们喜欢掌握一些复杂的东西来展示他们的文化。例如,一个会做微积分的人会认为我擅长微积分,一个会编写Python的人会认为我擅长Python,一个会掌握复调字符的人会认为他擅长。这几乎是一种现象,是由人类心理因素造成的。

界面文化:但是标准化语言不是每个现代民族国家都会做的事情吗?

郑子宁:事实上,不是所有的现代民族国家都会制定语言标准,至少没有发音标准。他们的标准方式是出版字典,只要它们被其他人认可。没有国家机构规定发音,也没有国家机构参加所谓的英语普通话考试。我认为有没有这样一个机构是可以的,但中国相关机构的特点是,无论是改变发音还是固定发音,逻辑都很难保持一致,所以有时候看起来很奇怪。

界面文化:请举例说明“逻辑很难保持一致”?

郑子宁:例如,我们都知道普通话中有一些复音词,其中一些在书面语中有一种发音,在英语口语中有另一种发音。例如,“白”在北方是“叔叔”的俗称,但它被写成“bó bó”。同样,李白的“白”在台湾发音为“比”,但是这个发音在这里已经被废除了。还有“迫击炮”和“迫降”。迫击炮原则上是一个相对书面的单词,但它使用的发音在理论上出现在口语中。另一个例子是“削苹果”和“剥削”,这也是文学和白人混合的例子。

在一定程度上,现代汉语语音系统的建立并没有遵循严格的逻辑体系。一方面,要适应群众的语言习惯,另一方面,要规范和纠正群众的语言。这种相对摇摆的状态导致了一些我们可能认为不合理的现象,我认为这是正常的。

方言保护的价值是有争议的

界面文化:我们可以看到,真正大规模普及普通话的是中华民国。这是否意味着标准语言是现代民族国家的产物?

郑子宁:任何国家都必须有推广标准语言的动机。现代国家之所以高度重视这一点,并不完全是因为民族国家建设的动机,而是在一定程度上因为技术手段的进步。例如,200年前,没有收音机、电视或互联网。即使有人有心推广标准语言,你怎么能学会呢?此外,当时的人口流动相对来说没有现在频繁。尽管如此,唐朝在一定程度上成功地统一了当时的语言,因为它保持了长期的统一和繁荣。我认为任何一个国家都会有这种冲动,但不确定它是否能成功,而且它受到许多客观因素的影响。目前,中国的国情是客观因素有利于标准语言的实施,国家采取了推广普通话的政策,这将很快推广普通话。

界面文化:我们如何衡量现代民族国家实施的语言政策的利弊?

郑子宁:有很多有利的方面,降低交易成本,增强凝聚力;缺点可能会影响一些人的归属感。假设一个地区的教育语言突然发生变化。例如,新疆一直在用维吾尔语教学,突然转用汉语,这可能对许多汉语不流利的教师和学生以及经历了变化的第一代人产生一些负面影响;假设它能被成功地推广,这个缺点将会消失。

现在许多人都在谈论保护方言,但他们确实受到了保护。它有多值钱?只要你能表达你想说的话,很难说你从一个词到另一个词失去了任何有形的价值。

我认为这仍然是一件非常私人的事情。这对某些人来说可能很重要,它会对他们的心理产生一些影响,成为精神世界的一部分。但是如果这个人不在乎他使用哪种语言,他肯定会选择一种更广泛的语言,那就是普通话。

此外,如果当地语言丢失,可能对语言学不利。但是这种影响非常小。

界面文化:方言会慢慢消失吗?

郑子宁:我认为这很有可能。虽然每个人都在谈论中国的地域歧视,但事实上,作为中国的一个社会,每个方言群体很少有如此强烈的自我和非自我意识。再加上国家政策的推动,将来它可能演变成不同口音的普通话,你也可以把它看作是一种新的方言。目前,这些方言几乎不可避免地会消亡。

我记得当我年轻的时候,在常州说普通话是不礼貌的,但是现在常州基本上是一个主要说普通话的城市。不用说,如果你去广州,你会发现广州说广东话的人数似乎在下降。我更喜欢观察中学生放学后互相说些什么。我发现即使在理论上没有外来人口的肇庆,中学生也用普通话交流。即使是粤语,我也不认为它特别乐观。当孩子们互相说普通话时,这意味着方言将在20或30年后迅速退化,这是一个代际问题。现代社会可以很快实现代际转变。在传统社会,代际转换需要几代人,但现在可以在一代人的时间内完成。

界面文化:在你的书里,你写道,在西方国家,口音更有档次,但在中国却是地区性的。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差异?

郑子宁:就整个欧洲而言,其方言的地区差异也相当大。然而,传统上,所谓的欧洲国家是民族国家,它们的边界很大程度上是根据语言划分的。如果语言太不同,他们将被分成两个国家。尽管如此,西方国家方言丰富,例如,荷兰在方言地理方面做得很好。较大的西方国家,如美国、澳大利亚和加拿大,都是近几个世纪殖民者迅速扩张形成的国家,导致内部方言的差异不同于中国。根据欧洲的定义,中国现在相当于一个由十几个小国组成的大型文化社区。

另一个因素是,汉字对发音的约束力确实弱于拼音,因为汉字与发音没有直接关系。

界面文化:但我们也在书中看到,中国帝国的经济、政治和文化中心经常引领语言潮流。这是否意味着阶级对语言的变化也有很大的影响?

郑子宁:那是肯定的。例如,前官员说的普通话会对语言产生影响,即所谓的“文学和口语阅读”。例如,在普通话中,“剥削”是从南方官员那里引进的发音,而“孝”是本地发音。

界面文化:作为一名了解语言变迁历史的研究者,你对“南北调”的问题有什么看法?为什么南北方言之间有这么多差异?

郑子宁:南方有许多山脉,在过去的一千年里很少有战争——有许多地理障碍,没有战争,这导致语言缓慢而持续的分化,但北方的情况正好相反。在宋代,四川方言非常奇怪,难以理解。然而,在元末明初的战争之后,现代四川方言变得相对容易理解,因为外国移民聚集在一起,使用一种中间普通话进行交流。东南地区长期相对稳定,人口较少且多山,因此有充足的时间进行语言分化。

就粤语而言,你可以看到一个有趣的现象。它离广州很近,但经过珠江和相对封闭的地区,如泰山,当地人说的粤语与广州方言有很大不同;珠江沿岸的所有地区都非常接近地说广东话和广州话,这表明这种方言在历史上是沿着河流传播的,并且可能与当时沿河做生意的人有关;沿着西江流域直到广西的百色和南宁,人们所说的话与广州人所说的话非常相似,但一旦远离西江,就与广州人所说的话不太一样了。

汉语的传承非常稳定,担心“英语霸权”是危言耸听

界面文化:你的书里好像没有用中文谈论外语?

郑子宁:每种语言中都有外来词,我以前并没有真正接触过外语,因为我认为这是一个非常普遍的现象。

在世界主要语言中,汉语确实是一种外来语比例很低的语言。历史上,东亚原本是一个相对封闭的地理单元,而中国是东亚的绝对中心。它没有受到周围其他语言的强烈影响。相反,日本、韩国和越南不断收到来自汉语中心的辐射。在古代汉语形成的过程中,汉语中有一些词可能被借用了——在中国少数民族开始进入大学之前,许多外来词可能被借用了,但现在大多数人都感觉不到它们,例如“被这次抢劫击中”的“抢劫”和“宝塔”的“塔”。

未来汉语中肯定会有越来越多的外来词,但据估计,外来词不会太多。说汉语的社会是一个通常只说一种语言的社会,所以很难有足够的机会接触外语。整个语言在这个社会的传承非常稳定。

界面文化:“语言纯净”近年来受到了一些人的关注,甚至一些英语缩略语的使用也受到了限制。我们如何理解所谓的“英语霸权”?

郑子宁:这种担心是非常危言耸听的。在十亿多人说的语言中,你害怕多少个英语单词?本质上,这仍然是一个方便的问题。可以说,职业联赛太繁琐,使用NBA更简单。另一方面,如果有太多的词别人无法理解,它们自然会被控制。为了防止外来词的过度渗透,这是一种相对较小且濒临消亡的语言,为了保护它,可能会有一场净化运动。但是像汉语这样大的语言是不必要的。如果你真的不喜欢英语的国际地位,你只能默默地发展,成为新技术和新趋势的领导者,英语会借用你的词汇。中国不仅不应该担心英语单词的渗透,而且现在,更好的英语教育可能对中国更好。

界面文化:从第二语言习得的角度来看,你认为中国人在学习英语方面有缺点吗?

郑子宁:这取决于你和谁比较。与法国人相比,它自然是劣等的,但总的来说,它主要缺乏接触和实际使用的机会。菲律宾人的英语水平总体良好,这与这个国家曾经被美国殖民的事实有关。他们教英语不是作为一门学科,而是作为一种教学语言,这更有助于掌握这门语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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