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智超在被宣告无罪和失去15年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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跟这个世界还没融入


张志超离开监狱半年了。“也莫干什么。”母亲马玉萍反复说。


半年来,他吃不下饭,比在监狱里吃得还少。睡不好觉,半夜入眠,一个梦接着一个梦,凌晨三四点又醒了,担心吵到家人,就自己枯坐着。有时对着电脑练练打字,或者翻翻书,关于心理学和佛学,弹弹吉他——从前就会的——如今淡忘了。姐姐给他买了个手机,但看屏幕时间长了眼睛受不了。他试着运动,慢跑,但一活动就心慌头疼,分着母亲的止疼片和阿司匹林吃。又赶上疫情,便极少出门。


住在苏州的姐姐家,比在临沭老家还更安心些,尽管总是迷路,好歹是在异乡,显得理所当然,不像时隔15年刚回临沭老家那几天一出门就找不到回家的路那样彷徨。马玉萍尽量陪着他。


他仍然不知道父亲究竟何时去世的。9年前,母亲为了他的冤案到处递申诉材料,监狱的监察科让他核实,他看到父亲已病逝的信息浑身颤抖,再见母亲时甚至问不出口。他至今没办法和母亲好好聊聊这些,还有在失去他的痛苦中病逝的爷爷、奶奶、外婆……


“没法聊,不知道聊什么,你说聊什么呢?”马玉萍有些抑郁。“他所有的记忆都是15年前的。这15年当中呢,我的生活他也莫参与,他的生活我也莫参与,我这些年全部的精力就是跑这个,就那样每个月去看他一回,那半个小时,有时候20分钟,最短的时候5分钟。15年的时间……”母子之间的生活也需要重新衔接,两人却都不知从哪里开始。


每次看到马玉萍犯头疼,张志超瘦削的脸就会微微变形。“妈,你那时候头疼,一个月一趟,跑这里那里的,去那么远,那么些天……你怎么熬过来的……”关于过去,起个头便没法继续了,“说不清那种感情在里边”。


他想学习,学点本事,但不知道要去学什么,没什么知识和技术能一下子学会,更不可能半年一年的就能去上班。像要翻过看不见的大山。小时候不怕浪费时间,由着兴趣天马行空,现在这个年纪——上个月刚过了31岁生日——开始担心学得不对浪费剩下的人生。也考虑过先考个驾照,有点早,再等等吧。马玉萍也不敢教他什么,不会教,怕把儿子教歪了。她羡慕有学问的人,希望儿子能再去上学。犯难,谁都不知道该从哪里开始。就漫漫的日子慢慢地过。


马玉萍帮大女儿带孩子,她喜欢孩子,尤其喜欢淘气的,每次老花镜被小手一把薅下来,是少有的明朗时刻。但她心里一直轻松不起来,看到张志超和姐姐聊天,接不住那些家长里短、工作琐事,她快被无力感压倒了。“他进不来,他不太知道这些。还是不能正常地来生活,他跟这个世界还莫融入。”


今年大年三十,张志超发给律师的拜年视频画面


“要到18岁,那就是聂树斌”


15岁半那年,大年初四深夜,他被警察带走时回头看了一眼,时钟指在1点,母亲递给他一件大衣。那是他对家的最后一个记忆,清晰地印在脑子里。之后一切都是疯狂的,“太不可思议了”。


在审讯室,几个人上来让他认罪……他吓傻了,后来渐渐明白自己在被逼着承认强奸杀人,而死者是他素不相识的同年级女同学。熬了两天没合眼,实在撑不住松了口的那一刻,他想“我完了”。听到有人轻描淡写说了句,“早说就不用这样了嘛。”他真希望一了百了。


被关押一年零一个月后,2006年3月6日,开庭审判那天,母亲和当时尚在世的父亲甚至没能进入法庭。他只觉得“没有意义了”,在无期徒刑的判决书上签字时一眼也没看。


被送去少管所的前一天,母亲被家人架着进入会见室,瘫软又声嘶力竭地一直哭。他没见过母亲坚强、慈爱之外的样子,觉得“不太习惯”,喊了一声“妈”,哭了出来,昏天黑地。对自己经历了什么绝口不提。


张志超和母亲马玉萍,供图丨北京大禹律师事务所


在监室,和很多人挤在一起时,他不敢正眼看人,和其他罪犯在一起,一个强奸犯,自觉比别人矮一截,看不起自己。每天看着一样一样的东西,天就那么大一点儿,很小很小的一片,天好的时候,看上去也不清不楚的。


从少管所到成人监狱,如果说那几年是怎么过的,张志超只有两个字:自闭。不说话,也不思考。只觉得,15年,就活了同一天,按点起床,搞卫生,集合,吃饭,劳动,剥蒜,后来低着头在缝纫机上做针线活……日复一日,“什么都没有”。


如果不是母亲每个月雷打不动奔波几百公里去看他,他大概活不下去。从15岁到二十多岁,每一刻都那么磨人,但分辨出自己年岁渐长却很艰难。只有马玉萍成片成片不断花白的头发提醒着他,过了一年,又过了一年。亲人一个个去世了,他觉得是自己折损了他们的寿命。


直到第六年,没人知道翻过心里那道高高筑起的恐惧的墙有多难,张志超第一次有勇气对母亲喊冤,不敢在会见室声张,他偷偷塞了一张纸条过去:我没有犯罪,帮我找律师,我要申诉。他忽然觉得人生又有了意义、活下去的动力,“要把这个事情做完,花几十年的时间去做”。


马玉萍丝毫不意外。六年来,她不敢逼问,一直等一直等,终于等到儿子说出来了,脑子懵懵的,她不知道自己是怎么离开看守所的。“唯一的就是当年超没到18岁,那要到18岁,那就是聂树斌,就没有一分钱的机会给他申诉清白了。”


她想得很简单:你错了,你就给我改过来嘛。“谁知道,哎呦,那就难得像登天一样。”


她开始了9年申诉的漫长道路,请了律师,调出了案卷,递了申诉材料。之后就是一天天的就近等待,赶上能吃顿饱饭就使劲吃,下一顿不知要等到什么时候,晕了就坐在地上喝两口水。流的眼泪就像一场场雨,走在路上完全顾及不到人家说“你看这个女人怎么了”。


大半年后,2012年3月19日,第一次被临沂市中级人民法院驳回的时候,张志超想下一次还有希望吧。母亲从不给他讲自己的遭际,只不断说“咱们坚持坚持,坚持下去”。看着母亲染黑的头发,他知道母亲是怕他难过,后来白得太多就不再染了,他觉得无能为力,什么也做不了。“已经走遍了,找人找遍了,给无数人磕头,我母亲。”


又大半年后,2012年11月12日,再次被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驳回的时候,张志超签字的手不停地发抖,名字也写不上去。队长问“没事吧”,他说没事。心里已经要放弃了,到极限了,又回到当初那种绝望里,特别害怕。


马玉萍去北京找到尚权律师事务所,尚权所把案子纳进“蒙冤者计划”,把申诉材料递到最高法。两位律师还到宁波找到王广超——当年和张志超一样被刑讯逼供诱供、被判包庇罪的最好的朋友。快十年过去了,他一直在心里恨着张志超,以为当年是张志超咬他、诬陷他包庇,拉最好的朋友垫背。听着律师把案卷信息详细讲给他,他才知道自己和张志超当年究竟经历过什么。他不知道心里是什么滋味,懵懵地问翻案几率有多大。


律师告诉他,要么亡者归来,要么真凶再现。他第一次燃起的洗刷清白的期待,一下子给一盆凉水浇灭了,那可是北京来的大律师啊。那之后他再没起过什么希望,继续安安稳稳开他的大货车。他知道马阿姨一直还在努力,没法开口劝什么,只想着如果换做自己的母亲也许走不到这一步。


马玉萍知道自己和所有申诉者一样,脸上有个符号,背个包,跩楞着,走到哪都被嫌弃。到北京坐公交车,说句“上访的”就可以不交钱,但她从来不,她省吃俭用,会等最便宜的公交,但一定投币。别的上访者坐火车只买站台票,她选没空调的最便宜的硬座也一定买全价票。“没有贡献,不能给社会找麻烦。”


为方便跑法院和探监,她先后在临沂、淄博打工,在饭店里包馄钝、包包子、蒸馒头、烙饼,顺带着洗菜、切菜,住几十块钱的地下室。后来给人家带孩子,兼着洗衣、做饭、打扫卫生。她喜欢孩子,特别是好动的男孩儿,孩子就是勃勃生机,就是长大,越来越懂事,都可有生机,你教他什么,他慢慢地就会了,那个小眼睛就滴滴溜溜的瞅着你。她前前后后带了十几个孩子,最长几个月,因为一有律师电话打来就要立刻动身去北京。


两年又过去了,尚权所递到最高法的申诉毫无回应。马玉萍拿回案卷,觉得身心俱疲,走到了尽头。


一个冤假错案的活样本


张志超至今觉得对不起母亲,希望她把独自吞下的那么多年的痛苦讲给他,让他分担一点。马玉萍只是说,那是一个母亲应该做的。他又不想母亲再回忆过去,希望她能忘掉那一切,就好好陪着她过完这些年。


重回母亲身边,他时不时要摸摸马玉萍的头发。怎么老成这个样子!他嘴角又变形了。出来以后,开心吗?前一秒开心,后一秒就直接没有感觉,完全就麻木了,瞬间就麻木了。在笑的时候,其实心也没有笑。他觉得自己的感受很怪异。


刚开始他觉得天很大,看不够,看了几个小时,其实什么都没有。


当初父亲患脑癌,他立志当医生,生物成绩一直排在学校前几名。现在不想再提,觉得没意义。最有意义的还是亲情、家人,从小最喜欢过年过节,一大家子人聚在一起,他喜欢那种气氛。现在只有母亲和姐姐。对日常琐事,他从不拿主意,吃什么、喝什么,问他意见他都会稍稍迟疑,或者由着母亲做主。


马玉萍信佛。他也跟着信,相信好人会有好报。


六年前,马玉萍在北京找到李逊律师的时候,已经做好了最坏的打算,如果李逊不接手这个案子,她打算找一栋最高的楼跳下去。作为一个母亲,她能做的似乎都已经做完了,不知道接下来路要怎么走,只能以自己的命来引起社会的关注了。


马玉萍费尽周折找到李逊办公室的时候,一位贵妇正在咨询离婚,李逊不想接那个案子,当事人吵起来,“反正特别没理的事儿”。马玉萍操着一口山东方言,跪下给他磕头,他没听懂,懵了。看了马玉萍带来的案卷和一审判决,这个性格豪爽的东北汉子顷刻间同情心胀满,当即对那个贵妇说,“你这案子给我100万我也不做”,马玉萍听见100万的数字转身想走,他立刻给叫住,“你干啥去?”“我要出多少钱?”“不用,你这事儿我免费代了,一分钱不要。”又掏出一摞钱塞进马玉萍兜里,“别委屈到自己。”马玉萍给扔回去,他又给塞回来。


李逊律师代理的许多案件,当事人非富即贵,非法集资、诈骗、合同诈骗等各类金融罪案,第一次撞上“这种穷苦老百姓求告无门的案子”,而且,案情信息让他感觉“很变态”,15岁半的少年,被变态到几近意淫的方式冤了十多年。


“我之前的案子,没有这么惨的冤案。张志超是最可怜的。”


那两个月其他案子忙起来,加上想把张志超的案卷吃透,李逊一直没得空联系马玉萍。马玉萍等得心焦,打电话发火,“你们律师,是不是不给钱就不去?”“您不要这么想我,我接您这个案子不是为了钱。”那年腊月二十八,李逊和马玉萍约好去监狱会见张志超。马玉萍迟到了,因为淄博监狱要求必须两个律师同时会见,她去找当地律师陪同。那是淄博最冷的一天,李逊没穿秋裤,在监狱外等着,“给冻毁了”。马玉萍一下子心疼起来。那之后每次要去山东,马玉萍都提醒他“穿秋裤啊”。


 2020年1月13号,宣判日,马玉萍和李逊,供图丨北京大禹律师事务所


第一次见张志超,奔30的男人,眼神还是个孩子,问什么答什么,不会展开聊,像学生回答老师的提问。那次会见,李逊要确认两件事:即使人不是你杀的,有没有见过尸体,有没有碰过;以及,当时怎么认的罪。做完笔录,一直沉默的当地律师对李逊说,“这个案子肯定翻不了。”李逊一股气提上来,“我真不信,如果这小孩今天跟我说的是真的,我一定帮他把案子翻了,你看我有没有这本事。”张志超隔着玻璃没听见,深深鞠了一躬就被带走了。


那之后,他又会见了张志超十多次,每次问到刑讯的细节,张志超就克制不住地抖。“没办法,你必须要说清楚,越细节越好,一遍不行我听两遍,两遍不行听三遍。”李逊带着实习律师去了几次,才把一个个问题聊透。


他知道张志超在里面度日如年,每次填表、写思想汇报,都要写上“强奸”两个字,是最难受的事。聊完案子他开始和张志超聊闲天,不聊过去,只聊未来。你出来之后想干什么;我喜欢打篮球,你喜欢吗,将来一起打篮球;你以后会有怎样的幸福生活……张志超只是笑。


李逊接手案子几月后,《民主与法制》记者李蒙找到他。“你代的?”“我代的。”“咱一起弄。”“行,没问题。”那几年,李蒙一直在跟进报道“蒙冤者计划”,了解了张志超的全部案情,“感觉肯定有问题”。他找了《南方周末》《中国青年报》等几家媒体一起到李逊律所,李逊找来了马玉萍。马玉萍见到李蒙又立刻跪下,李蒙赶紧扶起来,“一会儿记者都来了,你这像啥样子。”


之后几个记者相约,跟着马玉萍和李逊到临沂采访。先到学校,洗刷间、厕所、宿舍、操场,从作案时间到空间都排除了张志超犯罪的可能性;又找到张志超当年的班主任,那件事之后他再不能做班主任了,他告诉李蒙他们,当年讯问张志超时自己不在场,只是事后签了个字,还说两年前山东高院来找他,他也是这么说的,以后只要让他作证,他都会出来这样说;他们还去寻找当年证明张志超出现在案发现场的证人王某和杨某,王家人像是从县城消失了,杨某的父亲在市场里卖水果,说不要再打扰我儿子了;最后又跟着去了淄博监狱,律师会见时他们等在外面,李蒙相信案子一定能平反。


“我为什么非常想弄这个案子呢。一是觉得救这个小孩意义非常大,他当时26岁,很少有这样年轻的蒙冤者,一般蒙冤者四五十了,他还在青春年华,把一个青春少年从监狱里面拯救出来,比拯救一个60多岁老头子意义要大嘛——说句理性冷酷的话——这个人将来给中国法治做的贡献会更大,因为他后面还有漫长的几十年人生,不就是一个冤假错案的活样本嘛。更重要的原因是,这个案情实在太假了!不管是张高平案也好,聂树斌案也好,逻辑上起码让你感觉说得过去,这个案情,你一看就觉得根本不可能。”


李蒙谈起张志超案,总是滔滔不绝,每个细节都烂熟在心。


也是马玉萍感动了他,“马大姐非常善良。有的人需求特别高,整天找你,如果这个人自尊心不强,将来很可能就不尊重别人,因为他自己都不尊重自己。你可能为这个事儿投入了很多,最后他都不尊重你。有的伸冤家属到法院门口大喊大叫,她去了法院就在那儿站着,人家让去哪去哪,特别平和的一个人,不爱闹腾。”他觉得媒体该使点劲。


第一波报道出来,舆论沸腾,在临沭二中甚至整个城市,人人都在谈论十年前那个凶杀案。


下一步怎么办?李蒙说搞一次研讨会。他找了一直关注冤假错案的李轩教授和推动冤案平反颇有经验的李金星律师,跟李逊一起商量研讨会的议程,笑称“四李会议”。李逊出了6万经费。几天后,研讨会在中国政法大学举办,学界开始普遍关注这个案子,李奋飞、陈永生、何兵等几位法学教授在课堂上当做案例讲给学生。


同时,马玉萍向山东省检察院提起申诉,后来被正式通知,立案复查。


那年初,李蒙和王殿学律师到山西出差,一路聊起张志超案,“要不你也代理吧。”“好啊”,王殿学答得很痛快,“只要李逊律师同意。”他们相识十年了,李蒙觉得王殿学还能调动更多资源。他给李逊打电话。“我同意,没意见。”李逊答得同样痛快。


后来,李逊、王殿学、李蒙带着马玉萍到山东省检察院,当时复查期限马上就要到了,他们希望检察院复查清楚后能行使抗诉权。


2016年,山东省检察院门口:李逊、马玉萍、王殿学和李蒙(从左到右)供图丨李蒙


王殿学和李逊又去会见张志超。他们发现案卷中有些关键证据在当年审判时没有出示,有四位同学作证,案发时间张志超和他们一起参加了升旗仪式,站队位置都对得上。他们希望张志超能完整回忆起自己当天的行迹。那是王殿学第一次见张志超,“比马玉萍状态好些,但也是失望”。他见过很多冤案当事人,申诉的欲望都强得不得了,甚至很多“行为艺术”,拉着铁栅栏嚎叫“你们救我出去啊”,有的觉得能出去了,计划着买房子、娶媳妇儿。但张志超从没这些表达。


“可能是个人性格,他们母子话都不多,情绪没有完全释放出来。”


回了北京,三个人开始筹备二次研讨会,李逊和王殿学各出了8万块。请来了刑诉法学泰斗陈光中教授等许多法学界的重量级学者、法医司法鉴定专家、律师和媒体。那之前,最高法院想视频接访张志超案,两位律师即刻从北京飞到临沂,和北京最高法的法官视频接访。第二天又飞回北京主持研讨会。


二次研讨,案子辨析得更加透彻,并且结合了法医的分析,尸体的新鲜程度、尸僵情况、尸斑的分布方式、额头嵌入的玻璃渣等,都不是厕所当时的现场环境所能够形成的。他们高度怀疑厕所是抛尸地点,而不是第一作案现场。果真如此,张志超当年所有的口供都失去了基础。


不久后,参加了研讨会的李奋飞教授组织最高法、最高检去国外访学,方向是交叉询问,问李逊有没有兴趣参加,李逊立刻报了名,来回花了30万。课间得空儿就跟最高院的法官唠叨张志超案。


第二次视频接访后,两个律师在街边吃烤串,光着膀子喝啤酒,喝掉整整一箱。互相说着,挺住,哥们儿。马玉萍陪着他俩。为了省钱,俩人开了一个房间,李逊听着王殿学的呼噜从f调到a调不停地换,打了一整夜。第二天早上起来,王殿学埋怨他,“你呼噜真响”。“你要脸不!”俩人再没一屋睡过。


在监狱里,有人偷偷把《南方周末》的报道塞给张志超,马玉萍去看他,把李蒙总结所有案件疑点的一封“写给张志超的公开信”打印出来给他看。他问,“妈,李律师、王律师、李蒙老师这些帮我的人,你是怎么找到的?”“儿子,告诉你,打着灯笼都找不着。”


获得自由后,张志超和母亲、李逊在宾馆,供图丨北京大禹律师事务所


15年了


世事变迁,当年第一波报道张志超案的媒体人,大多已是前记者、前编辑,“卢义杰,现在都改行做律师了。真是,这么多年了。”马玉萍在老宅门外感慨。


儿子当初就是从那里被带走的,她也住不下去了,搬去和父母同住,老母亲去世后,她和老父亲相依为命。老父亲84岁了,近两年忘事严重,渐渐把外孙的事也忘了,有时出门有人问,“你外孙子咋样了?”他一下想起来,回家告诉马玉萍,“人家又问超”。转头又忘了。


张志超回家那天,老爷子第一句话:“你瘦了。”没多久又问马玉萍:“那小孩儿是谁呀?怎么还不走啊?”张志超把所有的复杂感觉都收了起来。老爷子带着外孙在小区附近转悠,他不认识外孙,外孙不认识路。那一片早前是农田,没有楼,也没有这么多车,一切都变了。张志超看着路两边成排的店铺,所有门脸都长一个样,像走迷宫一样走不出去。还好长辈在身边……不管记不记得他吧。


他有些恍惚,还没准备好重新开始自己的时间。


在监狱里过30岁生日时,是张志超成年后第一次意识到时间。他本已把15岁刚念高一的“最好的时光”从心里拿掉了,因为一想起来,紧接着就是被关押的痛苦。那年,他开始怀念青春时的无忧无虑,第一次住校无比兴奋,身边很多朋友,同吃同住,和王广超形影不离,一点小事就能笑上半天。那时他还是个200多斤的胖子。


张志超年近而立时,2016年底,马玉萍忽然接到山东检察院通知,最高法院调卷,山东检察院要中止复查,移交最高法院。全国政协委员、法学教授侯欣一告诉两位律师,有什么问题可以代为转交最高法。王殿学条分缕析写了一份材料。他后来理性地分析:


“申诉案件经常是这样的,像聂树斌20年,陈夏影,刘忠林,还有我们代理的许金龙20多年,都得经过很漫长的阶段。家属跑很多年,律师需要接力,慢慢地证据越来越多,司法机关也越来越重视,某一个时间点真的可能还有点运气的成分。张志超也不例外。”


马玉萍把再审决定书拿给张志超时,他嚎啕大哭。听说山东省高院组成了合议庭,五个法官就是复查聂树斌案的法官,大家都有些安心。张志超做了日历表,每天划,每一天都太长了。再审却不断延期,三个月延一次,他没想到会延期六次。他告诉自己,不能完全绝望,但不要再有希望。他也没跟任何人提起,不到最后一刻,少年强奸杀人犯这个名字没有从身上拿下来,别人看你的眼光,就跟你看他们的嘴脸一样。


马玉萍又开始山东省法院、检察院两头跑,李蒙陪着她又去最高法。


2019年10月,终于等来了庭前会议。那天,在鲁中监狱门口,马玉萍和李蒙看着山东高院的车开进去,马玉萍认出了院长和法官,又看着山东检察院的车开进去,认出了检察长,李逊和王殿学也进去了。不到一小时,庭前会议开得很理性、很和谐,各方“姿态都很高”。


那天,张志超和王广超时隔15年第一次见面。两人互相点了一下头。临走时,王广超说多保重,张志超又点了下头。不敢再多说话,怕被说是提前串供。


2019年12月5日,再审开庭。检察院出示了一系列证据,公安部物证鉴定中心1572号鉴定书,包括死者血样、口腔分泌物检材、阴道分泌物检材、尸体和现场可疑血迹检材,以及张志超血样。出示之后并未发表意见。李逊作为第一辩护人立刻向审判长提出,请公诉人说明出示1572号鉴定书的证明目的。审判长,“同意。”公诉人一顿,说证明在死者身上和案发现场没发现任何张志超的DNA。李逊心想,就等你这句话呢。庭审有个不错的开始。王殿学作为第二辩护人在之后的一轮辩护里宣读了辩护词,李逊在二轮辩护里针对检察官的各项意见临场质证论辩。出示了全部证据后,检察院建议“疑罪从无”,两位律师则坚持“绝对无罪”。张志超、马玉萍、王广超和死者姐姐的哭声,在法庭里起起伏伏。


庭审结束后,一位法官对两位律师说,“下雪了啊,下雪了。”李逊和王殿学踏实了。


2020年1月13号,宣判日,淄博又下了一场雪。张志超决定不哭,听到“无罪”那一刻,觉得长久以来压在心口的很重很大的东西忽然掉下来了,还是控制不住捂着脸抽泣,只有一个念头:15年了,15年了……


敲锤休庭了,他脑子一片空白。李逊挎着张志超走出去,马玉萍一把拽过儿子,“跪下,磕头。”“别整了,赶紧走”,李逊去扶她,撕扯中,他那套生日时咬咬牙买给自己的最好的一套西装裤子直接给扯开裆了。没人留意到这事儿。马玉萍又拉着儿子,“给王律师磕头”。


李蒙等在外面,心情平静,他还没见过张志超。他之前总问李逊,张志超是个啥样人,机灵不机灵啊?他见过太多刚从监狱出来的人都很木讷,许金龙案的一个当事人,释放两个月了,在律所复盘案子,他在旁边没一点表情,好像谈的是跟他没一点关系的事儿。


看着张志超走下淄博中院的台阶,说“天太大了”,能表达丰富的感觉,一笑很灿烂,像马玉萍,李蒙感到欣慰,“救了五年,才见着,发现真是挺好的一个人”。李逊挎过张志超,“给李蒙老师鞠个躬吧。”李蒙拥起他,在耳边说“你自由了”,随后闪到一边。许多镜头对着他们。马玉萍又过来,拉着儿子,“给李蒙老师磕头。”他赶紧再抱起母子俩,弄得挺不好意思,情绪都给搞乱了。后来回到北京,他反而睡不着觉了,想想觉得有点激动,想起这好多年。


 淄博中院外,李蒙拥起张志超,供图丨李蒙 摄影丨红星新闻记者王红强


又是一个槛,把这个槛迈过去


获得自由的第二天,张志超一大早在酒店里醒来,想去找母亲,路过电梯,忽然很想去试试,头一天他找不到电灯开关、不会用烧水壶、也不会拨电话,他想试试一个人坐电梯。电梯停在一楼,他走出去,第一次一个人,一直走到酒店门前的大路口,天很冷,他站在那里,一直站着,就想在那待会儿。


头天晚上,他和王广超躺在酒店的床上聊天。像一下子回到当年,躺在宿舍床上夜聊,隔着过道,一个在这边,一个在那边。那时他们是最要好的伙伴,一个班长、一个体育委员,张志超那会儿很幸福,有次姐姐熬了一宿给他剥瓜子米,装了满满一大铁饭盒,他拿到宿舍分享,一人给吃一点。哇,他也太幸福了!王广超很崇拜,想着我要有一个姐姐多好。王广超也常见到马阿姨,漂亮又热心,经常包水饺送去,他记得很清楚,鱿鱼韭菜馅的,县城没什么海鲜,竟然还有这种馅儿的水饺,他吃了两个,心想张志超母亲好厉害啊。


这么多年了,憋了许多话,那一夜像说了很多,也像没聊出什么。王广超晚饭喝了三杯白酒,不善言辞地讲着许多年的事,张志超一直听着。知道看守所里开灯睡觉,怕张志超不习惯,王广超一直让灯亮着,聊着聊着睡着了,朦胧中知道张志超起身把灯关了。


回到老家,张志超还有些走不稳,攥着母亲的手,“妈,我也看不清”,他好多年没戴近视眼镜了,不敢走路。“没事儿。”马玉萍领着他。一路紧紧靠着母亲,像儿时的夏夜,和姐姐一左一右挨在母亲身边躺着聊天。


他盼着能回趟老宅,一直记得离开那天回头,家里的样子。进老宅那刻,看到屋子里都空了,一片破败,他哭着说“那不是我的家”。没再回去。


离开监狱了,回家却像是流放,完全陌生的一切让他不知所措,甚至对家里的机顶盒路由器无线网络都没概念,对电视的记忆还停留在四方大脑袋的印象里。在外公家的客厅,他既像主人,又像客人,又都不是。


那几天,记者在客厅里站得满满当当。他给每个人倒水,又来个人,立刻再倒一杯。“不好意思,我不太会泡茶。”他谨慎得体,像个成年男人一样体面,努力回应各个媒体的反复提问,摆拍也有求必应,一件事儿说很多次了也还想尽量再表达更多,遇到糟糕的问题,他用中学生的方式提炼自己的情感,遇到恰到好处的问题,他会慢慢讲述极微妙的情绪。每次有人离开,他都跟着送到楼下,但总忘记顺手关门,像谨小慎微里的百密一疏。15年的时间似乎让他失去了这个习惯。失去的当然远远更多。


他还没谈过恋爱,当初大概在心里淡淡喜欢着某个女孩,“那个年纪,应该是那样吧”。像是一个旁观者在推测一个青春期男孩儿的情愫。但他已经记不起当初的女孩儿是谁、什么样子。“未来想谈恋爱吗?”一个记者问。他怔住了,像是突然被问及一件不关己的事。半天后说,未来还是要成家吧,但那太遥远了。


有人问他,是不是这两天说的话比在里面几年都多?他说在里面基本不说话。然后沉默。几位记者分享各自监狱采访的经历、采访申诉者的故事。他一言不发。


一位摄影师打开淘宝给他看:“现在最流行的就是这个,要啥有啥。”又打开美图秀秀:“这个是现在女孩最喜欢的东西,能把人拍得不像人。”他看着另一位女记者展示手机里十几个P图软件的特效,他在里面“美颜”了一回,“算了算了算了”,他微微弹开,讨饶地笑着摇头。


有记者提到他当年的好朋友尹某——曾向警方作证张志超谈论过死去的女同学,“是学校里最漂亮的”——张志超想着自己都能被逼着认下天大的罪行,让其他同学说几句杜撰的话也没什么不可能。他并不把那看做对友情的背叛,经历过更大的恶,对小恶看得平淡。


一连接受了三天的采访,说起很多不想再讲述的过去,他整夜没睡,不过胡思乱想的是未来而不是过去,越想越焦虑。在他的认识里,而立之后就是中年人了,而自己从少年直接跨到中年,中间全都是空白。所有人都告诉他还年轻,还有很多机会,而他告诉自己已经30多岁了,母亲已经老了,要承担起家庭的责任。可是用什么来承担呢?该怎么去生存啊?像是提着自己的头发跳不起来,一个人坐着的时候就被那种茫然压得受不了。


那几天,马玉萍忙前忙后,轻快沉着又不乏热情。她不愿在镜头里出现,媒体拍到她的影像常常羽绒服帽子拉很低,她觉得媒体帮助过她,不能拒绝。有人说律师出了名,她立刻驳回去:根本不是为了出名,跟五年了,什么人能跟到五年啊,我找过很多律师都不接这个案子。


和儿子在一起时,俩人小心翼翼地不去触及对方这些年积累的疮疤,也担心媒体不断提问让对方受不住,但内心又暗暗期待对方可以向自己倾诉这些年来遭受的痛苦,也是还没来得及,也是还没做好准备。


记者们先后结束了采访,一批批离开。那天中午闲聊,我和张志超聊身边的年轻人,都懵,工作越来越难找,在不停地适应变化、适应自己的积累不断失效,告诉他我从纸媒离开就失业过一次……暗暗希望他对自己少几分“异类”感,对失去的时间少点点遗憾。当然不可能真的安慰到他,担心自己有“何不食肉糜”的嫌疑,在他经历的无边痛苦面前,那些安慰显得轻飘。


马玉萍把手机递给儿子:“让姐姐教教你怎么给李律师发个微信。”他有些忘了怎么用拼音,羞涩抱歉的笑笑。我教他发语音信息、语音转文字,还有使用其他小程序。“这么厉害,很方便!”他上手很快。


马玉萍在一旁鼓励,“超你再去上学吧。”“30多岁的人了。”“30多岁也应该学。只要想学习,什么时候都来得及。我上北京的时候,坐地铁,人家学音乐的啊,看书的啊,还有拿着作品的呀,很多的。像那样他能学不好吗?”张志超默默听着。


马玉萍最操心的还是儿子不想吃东西,水果一口不吃。午饭时夹菜给他,张志超问“这是什么菜?真好吃。”“油麦菜。以前没这菜。多吃多吃。”他笑起来,“就是让多吃,我以前200多斤,俺妈从来没说我胖,我都没觉得自己胖。”


提起几个记者找到死去女孩家的老邻居,一个修鞋的大爷,拨通女孩妈妈的电话,电话那边情绪激烈:我连警察都不相信,为什么要相信你们记者?你们能帮我找到凶手吗?你们不能,我为什么要接受你们采访?马玉萍无比理解,但觉得趁着媒体都在关注,该站出来追凶。“这个时候,这种事情面前,个人隐私算得了什么!”她也激动起来,“他们家也很不幸,作为父母,那真是塌天的事儿啊。你父母不闭眼,疼女儿那个心就不死啊,只要你意识清醒那就没完,没完。”


那个张志超和王广超都没见过的女孩儿,那年16岁,160公分,身材清瘦,短发,眉毛中间连在一起,很特别,圆脸,单眼皮,是班里的文艺委员。失踪那天穿着黄色羽绒服、白色牛仔裤、咖啡色旅游鞋。在厕所被发现时,下身赤裸,身下压着红色小薄袄,蓝色牛仔裤堆在一边。地上散落的明信片上写着:如果一滴水代表一个祝福,我送你一个东海……


母子俩希望早日找到凶手,一切有个彻底的了结。


那几天,张志超常常掉眼泪,15年的监狱生涯里他没怎么哭过,他不那么喜欢总是掉眼泪的自己。他想告诉自己:坚强些吧,又是一个槛,把这个槛迈过去。


重获自由的第四天,张志超有了新的身份证,虽然还是临时的,他捏在指尖笑笑。民警喊他名字,他接过一沓纸,一张一张把户口页插进户口本,又拿起临时身份证笑起来,很灿烂。


张志超获得自由当晚的聚会  供图丨李蒙,靠墙左起:王殿学、李逊、马玉萍、李蒙、张志超、王广超、刘志民(王广超代理律师)、王朝勇(王广超代理律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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